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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小时的素材，光是统一制式便于剪辑，就花了好长时间。“比如2001年是用DV拍的，素材存储在磁带上，要转制时已经打不开了，连对应的播放器都没有了。”在剪辑台上重看这些素材，除了感慨时过境迁，贾樟柯更真切地体会到当年上学时老师说过的“电影是复活的艺术”。“我们的记忆是碎片化的，跟电影一样。电影媒介的特点就是碎片化，利用剪辑把碎片化的影像缝合成一个整体。一部电影看着感觉很流畅，实际上都是碎片组成的。那段死去的时间已经消失在长河里，再也回不来了，但当你去把它剪辑成电影中的一部分时，时间又复活了，里面的人也复活了，而且就停留在当时的年龄。这在情感上的冲击力太大了。”

　　片中不光有过去，也有当下。夜跑、智能机器人、网红经济等当下热门事物也被贾樟柯捕捉到作品中。其中，网红“下六兴哥”本色出演一位在短视频中唱跳怀旧粤语歌曲的主播。贾樟柯透露，他关注“下六兴哥”已久，有时候每晚睡觉前都去看看他在唱什么歌、跳什么舞，因为他的音乐世界留在了过去，让贾樟柯想起《站台》里的那群主角。那群县城文工团演员老了以后的境遇如何？生活是否辛劳？是否还在唱歌跳舞？贾樟柯牵挂着他们，于是把“下六兴哥”放到了电影里。

　　至于生活上的变化，贾樟柯笑言，自己可能没以前那么容易“激动”了，能够包容很多东西。2017年接受采访时，他就说，自己对达成共识一点都不感兴趣，“我们过去在争论上消耗太多了，特别是现在互联网时代，大家吵来吵去，精力都花在了这上面。在生活态度上我的改变就是，现在不苛求自己做的事情被所有人认同，我自己认同就行。反过来说，我还在提出我的观点，但是我不捍卫它。你有误解或者有反对意见，你可以说，我也可以不作回应。”

　　《风流一代》上映后，很多人惊叹于片中那些“时代的眼泪”，但当时贾樟柯拍摄时，根本没意识到二十多年后大家会带着如此汹涌的回忆与情感去看。“我们不是绿幕摄影棚，也不是搭景拍出来的，我们是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拿着摄影机直接进入生活的现场。过了一两年或者若干年后，这些影像自动具有了非常多的时代信息。很多人说我‘好会捕捉时代’，其实这是由最初你对待电影的态度和拍电影的方法决定的。”不少艺术家面临才思枯竭、创造力下降的压力，贾樟柯笑言自己的问题是灵感太多，但是时间有限。

　　贾樟柯有自己的放映室，平时在这里“业务学习”，但如果有朋友来访，他会立刻放下手头的事，出去喝茶聊天。相比之下，影院里花一两个小时集中注意力看电影，是一个极富仪式感的集体观影行为。“大家在黑暗中聚集，一起笑、一起叹息，情绪会传染，那种交流的氛围让人难忘。我们电影工作者应该思考怎么让观众重新聚集起来。”回望电影史，每个阶段都曾出现“电影将死”的论调，但电影人总能在新媒介、新娱乐方式诞生时，重新发掘电影的独特性，创造出无可替代的体验，让观众重回影院。

　　贾樟柯直言，他也会担心有一天AI取代真人创作者，但这种担心没用，因为科技的发展不会以人的喜恶而停滞。“以前新科技只是给电影增加一些表现手法，比如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但AI不一样，它可以自身生成影像，这给电影创作带来非常大的挑战。”他认为，导演需要拥抱AI。“科学会往不同的方向走，你不应用它，最终你可能无法控制它，或者它朝你不喜欢的方向走了。我希望AI最终能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而不只是工具，因为它的知识量远超人类。以后我们的摄制组或创意团队，可能有一个同事是机器人，你要跟它一起工作。”贾樟柯甚至预测，AI可以很好地担任监制这一角色，在剧本、影像风格方面为导演提供参考意见。

　　几年前，贾樟柯搬回山西，开始了半年老家、半年外出工作的生活。不是因为想家——“现在想家，三个小时高铁就到家了”，而是因为那里还保留着他喜欢的生活方式。“比如在城市生活，一年参加几次朋友、同学的聚会；在老家，天天有婚丧嫁娶，天天有人的聚集，大家坐在一起抽烟，一起面对红白喜事。”他喜欢这种家族、朋友、同学、街坊之间的频繁接触。但即使在老家，现在它们也在慢慢消退。“好在它比在城市消失得慢，还能赶上个尾巴。”

　　去年的大银幕上，身为导演的贾樟柯以演员身份多次亮相，带给观众不少惊喜：管虎的艺术电影《狗阵》中，他饰演一位受人景仰、深谙江湖规矩的“大哥”；喜剧片《窗前明月，咣！》里，他饰演一位西装革履、操着山西方言的神秘访客；而在年度黑马佳作《好东西》中，贾樟柯以照片形式出镜，还被主角调侃。谈及此事，贾樟柯透露，《好东西》导演邵艺辉为此特意来办公室沟通，他说“没问题，你随便创作”，“我是喜欢开玩笑的人，别人开我玩笑我也不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