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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确实是，因为我希望最后这场官司是荒谬的。但这个荒缪也不是来自于体制或法官，而是来自这个世界。我们初稿的剧情是“官司打赢了”，但我觉得要是官司真能赢就太假了，所以我坚决把那场法院的戏变为一场过场戏。那既然是过场戏，就应该有其它情感承载。好像斯皮尔伯格的《夺宝奇兵1》一样：主人公在两个多小时里做了那么多的事，打来打去费尽千辛万苦才把那个宝箱得到，但当他拿着宝箱放进那个秘密地库时，才发现这地库里有千千万万个同样的箱子，在他看来那么大的事情却只是这个世界千千万万个奇怪事情的其中一件，这时他的箱子就一点都不重要了。

　　首先，这个戏本身就是双面性的，从一开始你觉得正方是被拐小孩的父母，反方是赵薇，但下半部戏“反方变正方”，这是当初最吸引我的地方，因为通过它可以去映射一些政策问题、国家问题，包括“育儿政策”以及“独生子女政策”：为什么拐的是男孩，弃的是女孩？它体现了中国五千年以来封建制度下的“重男轻女”，有“重男轻女”才会有“拐男弃女”，这个都是可以顺下来的、是非常统一的，所以到最后编剧要虚构出李红琴（赵薇 饰）的怀孕，因为在赵薇发觉她不能生育是假的的时候，就可以完全体现出她附属于男权的社会地位。这代表：其实是她老公不能生，但家里人就会说是你不能生，然后她就相信自己不能生，所以就相信并接受了老公和别的女人生了孩子……

　　陈可辛：是少了。我觉得和市场繁荣有关系，我也觉得这和评论界把“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分得太开有很大关系。商业和艺术并没有那么大的分歧，很多电影都可以兼顾商业与艺术。老实讲，像黄建新导演的戏绝对既是商业片，也是文艺片，比如《站直了，别趴下》，这也是我最喜欢他电影的原因，他是我第五代导演里最喜欢的一两个导演之一，所以，我和他的友情也是从那个时候建立起来了，包括看《站直了，别趴下》还有《背靠背脸对脸》。

　　但现在大陆电影圈的发展，除了人多之外，第二就是有钱。那么钱绝对是使人腐败的，这就对既要坚持理想又要找到资金的年轻导演比较困难。之前大陆的年轻导演要拍全是文艺片，都是没有票房上不了院线直接去电影节的那种。结果现在全反过来了，现在都只拍商业片、那种完完全全的商业片，没有一条中间路线。这恰恰对我来讲是挺郁闷的事，因为我觉得电影从来都有一条中间路线，我自己也从来都遵循着中间路线行走，就是我既没有违反市场规律，也从来没违反过自己的原则。

　　陈可辛：要是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也经历了不同的起起落落、不同的夸或骂，你就会明白那句：“人算不如天算”。在大框架里，我已经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生意人了，我觉得我要对市场负责，那到最后我的影片就必须更接近观众，而不是接近知识分子或影评人。所以我宁愿用情感去判断。我知道确实会有争议的，其实在我决定放这些“彩蛋”时就已经有两派意见了，发行啊投资方啊当然都非常喜欢，都觉得好。但另一派就觉得，好，你要真决定加“彩蛋”，可以，但这些必须在送电影节的版本里拿掉，只放在大陆发行版里面。但我后来越想越不对：我是因为自己喜欢才加这些（彩蛋），而且这么多年我不停的说我不是“电影节导演”，那我为什么要为电影节去做我不喜欢的事呢？我都五十几岁了，我还要讨好电影节评审或高端影评人？我算了吧！我喜欢什么就放什么！那到最后我就决定所有版本都加彩蛋。

　　后来我去了威尼斯，我就跟主席说，你要小心啊，因为这个版本在最后有粗剪版没有的“彩蛋”，我还提醒了他一句，但放映之后，主席反倒说最后的“彩蛋”非常好！影评人也一样，有时候这些影评人他看的时候其实也感动，也哭，但回来写的时候他还会骂。这我就不懂得怎么回答他们了。你觉得我煽情，那你自己怎么也被感动了？你被我打动了，但为什么写的时候还是排斥这些感动你的东西呢？回头来说，“煽情”其实不是问题。主要是不能刻意的、使劲的去煽动。而是让题材、场面和台词很自然的煽动到观众。我尽量不在电影里添油加醋，甚至威尼斯之后，我回国又把音乐再拉低了一点，我希望更克制一些。所以我已经很尽量去做到这一点了。

　　陈可辛：我不介意啊，因为宣传是想让多点观众进影院。它的手段是你控制不了的，毕竟宣传是一个纯粹的商业行为，而任何商业电影都会这样。我作为导演只能对电影本身负责，我不能对每一条片花都负责任吧。而且发行商是希望帮你多拉点观众进来，你是不能说不行的。这就像电影的预告片一样，你看多文艺的预告片现在都是美国的剪法，全世界都一样，迈克尔-哈内克的电影也是一样，难道他一个镜头三分钟，我预告片三分钟就放这一个镜头吗？不可能！所以很多人看完预告片都说：你预告片比电影煽情，那本来就应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