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0月13日下午，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今年的奖项颁给了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霍伊特（Peter Howitt），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的研究。其中，莫基尔因“阐明技术进步推动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获得一半奖金；阿吉翁和霍伊特则因“提出以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过程推动的持续增长理论”而分享了另一半奖金。

　　1946年，莫基尔（Joel Mokyr）出生在荷兰莱顿的一个犹太家庭，其父亲是一名公务员，母亲则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一岁那年，父亲因癌症早逝，母亲便带着年幼的他回到了以色列海法。当时，以色列尚未建国，只是一块处于英国托管下的贫瘠之地。不过，受历史传统的影响，当地文化对教育和求知极为重视。在后来的一次访谈中，莫基尔曾回忆道：“我童年的最大印象，是图书馆比市场更热闹。”或许正是在那样的环境中，他早早感受到知识的庄严与温暖——知识不是奢侈品，而是生存的方式。

　　本科期间，莫基尔就读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并于1968年在该校获得经济学和历史学学士学位。随后，他远赴美国，进入耶鲁大学深造，在著名经济学家威廉·N·帕克、洛依德·雷诺兹以及华裔经济学家费景汉的指导下学习。在耶鲁期间，他受到诺思（Douglas North）等制度经济史学者的影响，认为增长问题不能仅从统计数据理解，而要追问制度与文化的背景。但与一般的制度经济学家不同，他并不满足于制度解释的单线性逻辑。他注意到，即使制度相似，不同地区的增长路径也可能截然不同。例如，同为欧洲国家，英格兰与意大利的工业化速度差距极大；同样是港口城市，阿姆斯特丹与威尼斯的命运却背道而驰。由此他意识到，除了制度之外，文化等影响知识传播的因素，在解释增长的过程中也扮演着关键角色。这个发现，成为了他后来一系列研究的基础。

　　1974年，莫基尔完成博士论文《1800—1850年低收入国家的工业增长和停滞》，并顺利取得博士学位。随后，他开始在西北大学任教，至今仍在该校工作。目前，他是西北大学的罗伯特·斯托尔茨文理讲席教授（Robert H. Strotz Professor of Arts and Sciences）。在数十年的执教生涯中，他曾指导过五十余位博士研究生。除教职外，莫基尔还曾担任经济史领域顶级刊物《经济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的主编和经济史协会主席，并担任《牛津经济史百科全书》（Oxford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 History）主编。

　　虽然在今天的人看来，经济增长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但事实上，真正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完全是一个现代才有的现象。根据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研究，在18世纪之前，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基本都处于“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ian Trap）之中，其人均GDP和生活质量在千年之间几乎没有太大变化。换言之，如果让一个汉朝人穿越到明朝，或者让一个“三十年战争”时期的欧洲人穿越回古罗马，他们都不会觉得生活水平有明显的差别。

　　在莫基尔看来，虽然这些解释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现代增长的起源作出了贡献，但它们都不够完备：首先，现代增长并未局限于某一两个国家，而是迅速扩展至整个西欧。现有理论或许可以解释英国或荷兰为何在发展中取得先机，却无法说明为何西欧整体能够共享高速发展。其次，在18世纪以前，部分地区的快速发展可以由制度因素解释；但18世纪以后，增长速度对制度因素的依赖似乎减弱，而这一变化是现有理论难以解释的。最后，与前现代增长相比，现代增长具有更强的稳健性。战争、自然灾害等外生冲击会对前现代经济产生深远干扰，而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影响则相对较小。这一特征，同样难以通过传统理论充分解释。

　　莫基尔指出，当时的欧洲由多个相互竞争的国家组成。在这种政治格局下，企业家、创新者、思想家或异端学者若在一国遭受压制，往往可以轻易逃往邻国，从而确保知识创造和积累的延续性。而政治分裂之外，欧洲在“思想市场”（Market of Ideas）上却高度一体化：知识分子普遍使用拉丁语这一通用语言，以古典文明为共同知识基础，并通过跨国学术共同体——“书信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进行交流。这种结构使得新知识得以迅速传播，尤其在印刷术普及之后，知识更以几何级数扩散，并与生产实践深度结合。

　　事实上，在启蒙运动中，以弗兰西斯·培根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强调认识自然规律对于征服和改造自然的重要性，并提倡用实验的方法探寻各种规律。他们的这一观点被称为“培根计划”（Baconian Program）。在莫基尔看来，培根计划的提出对强化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起到了关键作用：一方面，它激励了人们投身于科学研究，极大增加了知识的数量；另一方面，它显著提升了知识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使得既有知识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

　　1987年，阿吉翁从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的导师包括2007年诺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一般均衡理论专家安德鲁·马斯克莱尔（Andrew Mas-Colell），以及微观理论学者杰里·格林（Jerry Green）。毕业后，他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担任助理教授。两年后，他回到法国，出任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研究员。此后，他辗转欧洲多地，先后在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伦敦大学学院等机构任职。2000年，他重返母校哈佛大学任教。2015年，应法国总统奥朗德邀请，他回国担任经济顾问（也有传言称是为继承刚刚去世的母亲的家业）。同年，他出任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至今仍在任。

　　与阿吉翁相比，霍伊特的身世并不显赫，经历也相对简单。1946年，他出生于加拿大，1968年在麦吉尔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次年在西安大略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随后赴美国西北大学完成博士学位。从1972年至1996年，他在西安大略大学任教，并在此期间曾在魁北克拉瓦尔大学、法国巴黎和图卢兹大学、以及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担任访问学者。1996年，霍伊特转至俄亥俄州立大学，2000年加入布朗大学，直至2021年退休。

　　在这篇论文中，索洛用一个极为简洁的模型呈现了经济增长这一宏大主题：经济体可以通过储蓄部分产出来实现资本积累。这些积累的资本有两个用途——既可以用于资本的“广化”，即为新增人口提供资本，也可以用于资本的“深化”，即提高人均资本存量。由于资本的边际产出递减，随着资本不断积累，经济最终将运行至一个均衡状态：资本的深化趋于零，新增储蓄全部用于广化资本。在这一均衡中，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维持稳定，经济体中人们的生活水平不再上升，整体产出由人均产出与人口数量共同决定。

　　在索洛之后，许多学者尝试弥补其模型的这一不足，并发展出一系列重要理论。在经济学中，这类试图打开“技术”黑箱、追问增长根本来源的理论被统称为“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ies）。根据对技术进步机制理解的不同，内生增长理论可分为三大流派：第一是以罗默（Paul Romer）与卢卡斯（Robert Lucas）为代表的学派，强调知识的内生创造；第二是以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和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为代表，突出技术传播、技术互补与市场规模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第三个流派，则是以阿吉翁和霍伊特为代表，建立在“创造性毁灭”基础上的理论分析。

　　如果从思想史角度看，阿吉翁和霍伊特的模型其实并非全然原创，其理论内核可追溯至20世纪初的天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作为与凯恩斯并肩的理论巨擘，熊彼特为经济学贡献了众多宝贵思想，尤其是他关于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发展的论述，至今仍被反复引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提出的“创造性破坏”理论。这一理论充满洞见，为后来的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灵感。然而，由于熊彼特的思想过于精深、不易形式化建模，长期以来它处于“叫好不叫座”的境地——虽被反复提及，却鲜有主流宏观经济学者严肃采用。

　　竞争究竟会如何影响创新？这是经济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传统上，学者们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竞争与创新呈正相关关系——竞争越激烈，创新越活跃。这一观点可追溯至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因此常被称为“阿罗效应”（Arrow Effect）。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竞争与创新之间存在负相关。理由也很直观：创新需要持续投入大量资源，只有掌握垄断地位、利润丰厚的企业，才具备长期投入创新的能力。这一立场源于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论述，被称为“熊彼特假说”（Schumpeter Hypothesis）。

　　那么，究竟哪一种观点更接近现实？在阿吉翁看来，这两种看法都只是揭示了部分真相。按照“熊彼特范式”，竞争对创新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现实中，市场上的企业在技术层次上存在明显差距——有的接近技术前沿，有的则远离前沿。对于前沿企业而言，竞争加剧意味着其领先地位面临威胁，因而会激发更强的创新冲动；而对那些技术落后的企业来说，激烈的竞争则可能挤压其生存空间，导致预期回报下降，从而选择“放弃努力”，不再进行研发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