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威尼斯人娱乐场-Venetian Macao Casino(访问: hash.cyou 领取999USDT）

　　自2008年夏开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我国经济增速也由此明显下滑。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一样，我国应对此次危机的办法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这一任务早在10年前就已经戏剧性地部分地落在了高等教育的头上。扩大招生拉动内需，这一出于经济目的而匆促上马的大动作，及其一连串的配套动作（提高学费水平、高校基建、公办高校贷款），如今回头反观，就其拉动内需而言，诚然有其作用，但其作用也伴随着一系列的负面影响。高等教育能否有效地参与扩大内需？其参与方式如何？作用如何？配套措施如何？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首先要找准我国内需疲软的症结。

　　1998年颁布的扩大内需政策，尽管有效抑制了经济增长率下滑，但其实是以政府消费扩张代替居民消费扩张、以政府投资扩张代替私人企业投资扩张，而作为内需最主要的部分居民消费需求，没有得到应有的提升，“两高一低”的不平衡结构不仅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反而进一步突出。当前，为抑制增长下滑，宏观经济政策再次转为扩大内需。2008年底，国家明确提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经济目标。结合1998年扩大内需的政策实践，我们可以总结如下经验：“保增长”和“扩内需”只是“标”，“本”则是“调结构”。

　　换言之，高等教育可以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和促进社会流动，来调整产业结构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假设。但是一旦把调整产业结构和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进行任务分解，会发现这两者都面临同一个掣肘：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转移的问题。这一点非常具有中国特色，是“调结构”无法绕开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廉价劳动力过剩的状况依然存在，低成本竞争局面无法打破，自主创新动力无法激活，农民这个消费意愿最强的群体收入有限，内需终究难以扩大。

　　按照国际标准，一国教育现代化的标志是：第一，12 年制义务教育；第二，高中入学率为80%~90%；第三，大学入学率为40%~50%左右。我国教育的最大问题不在于高等教育没有普及化，而在于高中入学率低迷，高等教育对于落后地区的作用无法发挥。2005年，我国初中升高中的毛入学率仅为52.7%。1999 年至2005 年高校入学率一直高于高中入学率，二者差距在高峰时几乎达到20%。这一差距意味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受益者集中在城市居民中，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也是城乡受教育水平进一步拉大、城乡贫富鸿沟加深、二元经济结构固化的过程。

　　2005年，在全国从事农林渔牧及其服务业的人口中，文盲占10.1%，小学教育水平占39.7%，初中教育水平占45.3%，高中以上教育水平仅占4.9%。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内部资料《关于农民工流动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建设问题研究报告》显示：有52.16%的农民工只具备初中文化程度, 还有12.12%的农民工是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落后地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遭遇高中教育机会瓶颈，其成因可能与近年来积极扩大高校招生但是却对高中教育发展不足有关。

　　除了高中教育机会瓶颈，贫寒子弟还受到城乡二元教育体制的限制。在重点学校录取分数上，属地学生比异地学生低100多分，在同一所高校内，农村学生的平均分要比城镇学生高出20分左右。同样的分数，在农村连专科都不能录取，在城市却可以进重点大学。招生名额的城乡差别更明显，高等学校在属地的招生比例平均远远超过30%以上。2005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仅有八九万名考生的北京市投放的招生计划名额分别为346人和368人，而在有73万名考生的河南省投放的招生计划名额分别为74人和67人。

　　高等教育参与扩大内需，如果采取直接刺激消费的方式（扩大招生规模提高学费），会产生较强的反作用。人们不敢消费，就在于社会保障没有跟上，逼得人们不得不储蓄。近10余年来，我国的教育改革以及住房改革、医疗改革，增加了人们对未来的支出预期，实际上使人们进一步失去了消费信心，整个社会的消费意愿因此下降，反而使内需进一步紧缩。此次扩大内需，政府希望对教育、医疗、安居工程加大财政投入，减少这类支出对居民支出的挤出效应，由此刺激消费。这是对1999年高教扩招刺激消费政策的某种纠偏。这也意味着，高等教育直接拉动内需的做法需要纠正。

　　首先，在落后地区推行12年义务教育，使高中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对贫困人群免费。没有中等教育的铺垫，扩大高等教育不过是加剧教育两极分化，加大人力资本结构性比例失调，因此也拉大了贫富差距。要解决这一问题，当务之急是在“普九”的基础上，将义务教育范围上延到高中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在十大扩大内需政策中，特别强调了对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的改造，为此，中央财政“十一五”期间计划投入专项资金100亿元。笔者建议在此基础上，进行落后地区12年义务教育的试点，并形成相关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