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威尼斯人娱乐场-Venetian Macao Casino(访问: hash.cyou 领取999USDT）“二十三，糖瓜粘。”腊月二十三，在北方俗称“小年”，是祭灶的日子。作为春节的序曲，小年是辞旧迎新的重要时间节点，传承着扫尘祭灶、祈福纳祥的传统习俗。与其他传统节日不同的是，小年的时间不一，在民间，有“北方小年二十三，南方小年二十四”的有趣差异。有些地方，则以正月十五、正月十六甚至除夕为小年。这种时间上的差异，是历史沿革、地域文化、民俗传承共同作用的结果。殊日同庆的背后，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开放包容的一脉相承，是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共同见证。

　　小年的起源，与祭灶习俗密不可分，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代。灶神，又称“灶王爷”，是民间信仰中掌管饮食烟火、家庭祸福的神明，祭灶则是小年最核心的习俗，小年也因此被称作“祭灶日”。小年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该书在描写了腊日及腊日前的活动之后说：“其明日，是谓‘小新岁’，进酒降神。其进酒尊长，及修刺贺君、师、耆老，如正日。”可见小年的时间在腊日的第二天，要举行一定的仪式庆贺，部分习俗的隆重程度与“正日”即正月初一相当，是名副其实的“小年”。

　　从清朝中期开始，皇家于腊月二十三祭拜灶王爷，影响所及，民间尤其是北方民间，也在腊月二十三祭灶。南方“天高皇帝远”，腊月二十四祭灶的习俗得以传承下来，这就出现了所谓的“北三南四”“官三民四”“军三民四”“土三客四”的现象，如清朝同治年间的福建《长乐县志》记载：“十二月二十四日，谓‘过小年’。土著则于二十三日夜‘祀灶神’，客户则在二十四日夜，谓送司命上天。”同一个小年，不同的日期，折射出这个节日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小年不但在时间上有差异，在习俗细节、饮食习惯上也有不同。主要节俗自然是祭祀灶神。灶神被称为一家之主，驻家守护、监察一年后，腊月二十三或者二十四要回天宫汇报工作，人们担心他说出家里的糗事，就用麦芽糖做的糖瓜献祭，让灶神高高兴兴地上天，见到玉皇大帝后，说些甜言蜜语，“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在供品选择上，北方祭灶的经典供品是糖瓜、关东糖。这类食品甜度极高，很受人们尤其孩子们喜欢。南方祭灶的供品更为丰富，除了糖果，还有年糕、汤圆、豆腐、鱼等，年糕象征“年年高”，汤圆象征“团团圆圆”，鱼象征“年年有余”。都是祈祥纳福的意思。

　　马的祖先叫“始祖马”。从新生代第三纪的始新世开始，其祖先“始祖马”身形如狐，栖息于北美森林。历经渐新世、中新世、上新世，它们的身躯逐渐变大，形态从“渐新马”向“草原古马”演变。面对环境剧变与生存竞争，它们逃过灭绝，并经由白令陆桥扩散至欧亚大陆。进入更新世，现代马属（真马）的成员已变得高大健硕。它们的姿态从跳跃变为持久的奔跑，食物从吃灌木嫩叶到嚼食旷野干草，肠胃与牙齿为此变得强大，脚趾踏成了坚硬的马蹄，它们在奔跑中长高，体格在强壮，功能在增强。没有利齿、尖爪与锐角，在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里，奔跑是它们唯一的生存方式。这是一场持续数千万年、没有观众和掌声的长跑，一直跑到了苍茫草原的冠军领奖台上。生命，在奔跑中壮大。

　　中国是最早开始驯化马匹的国家之一。远古就有关于马的神话传说，“伏羲氏德治天下，有龙马，负图出于河”，天下祥瑞便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考古学上，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距今6000年前驯化马的物证。黄河下游的山东济南城子崖、甘肃永靖马家湾、江苏南京北阴阳营等新石器晚期遗址中，出土了马骨和马牙。甘肃大何庄齐家文化发现距今4000年到3600年的家马骨骼，其马下颌骨与下臼齿，经鉴定与现代马无异。

　　马产生战斗力，也创造生产力。大唐王朝的马队把茶叶驮进了吐蕃，“交马于赤岭，互市于甘松岭”。挽乘兼用的河曲马和飘香的茶叶，在这里成为贸易的主角。唐朝与北方草原上的回纥部族开展绢马、茶马互市，回纥提供的骑兵和战马为大唐王朝平定安史之乱立下汗马功劳。宋初起，茶叶成为中原王朝向西北各族买马重要的交易品。大宋朝廷颁诏规定向党项部族买马，“自今以布帛、茶及他物市马”。明朝初期，西藏茶叶紧缺，与大明王朝进行茶马交易，“上马给茶八十斤，中马六十斤，下马四十斤”。中俄万里茶道的商贸运输，在清朝达到鼎盛。源自福建武夷山、湖南安化、湖北赤壁的岩茶、黑茶、青砖茶，经长江、过汉水、走草原，远达俄罗斯和欧洲。回望明清时期，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西南茶马古道、川陕古蜀道、中俄万里茶道、西域丝绸之路、唐蕃古道上，行走着河曲马、建昌马、腾冲马、矮脚马、蒙古马，驼马骡队驮着茶叶等商品，前赴后继，奔向远方。

　　幅员辽阔，地域纵深，水泽丰沛，草木葱茏，气候环境适合驯养世界上大部分的马种。中国目前的养马数量居全球前列。中国的蒙古马、哈萨克马、伊犁马、西南马等，与阿拉伯的贝多因马、英格兰的纯血马和夏尔马、法国的佩尔什马和塞拉·法兰西马、德国的汉诺威马、丹麦的腓特烈斯堡马、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马、美国的摩根马，以及俄罗斯的奥尔洛夫马、布琼尼马和顿河马等，还有土库曼斯坦的阿克哈·塔克马，即《史记》所记载张骞西域归来时，描述的汗血宝马。或骑乘作战，或挽用负重，都是世之良马名马。

　　中国是最早制造和使用马车的国家之一。“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禹作舟车，以变象之”。奚仲造车，造的是马车，被大禹任命为“车正”。约公元前1600年，商汤发起鸣条之战，率战车70辆、敢死之士6000人。商朝遗址上出现的牛马车，殷墟车马坑、马遗骸表明，那一时期的马和马车已成为朝廷的重器。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发起牧野之战，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屈原在《九歌·国殇》中曰，“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描述的是战车辚辚战马萧萧的战况。

　　铁骑、战车、长枪、利剑、强弩，是春秋战国的标配，战车战马是一国一朝军事实力、科技实力。周朝初年姜太公发现匈奴“一骑当步卒八人”“且驰且射”“此匈奴之长技也”；赵武灵王强力推行“易胡服，改兵制，习骑射”的军事改革，胡服骑射使赵国“攘地北至燕、代”“辟地千里”。公元前484年，吴国攻齐国的艾陵之战，一举缴获齐国“革车八百乘”。晋昭公时期，晋国大夫叔向以“寡君有甲车四千乘”“何敌之有”，来鼓动盟国、震慑敌国。秦国灭六国，除了战略优势外，还有一个先天优势，就是拥有高素质的骑兵部队，秦地与西戎等少数民族的深度交流融合，使得这一地区成为秦国军队的战马保障地、粮草供应地。汉武帝时期战马数量达40多万匹，唐朝时高峰达到70万匹，“秦汉以来，唐马最盛”。骑兵与战车的规模和质量，决定国力和国运。

　　公元前119年，汉朝发动漠北之战，汉武帝派卫青与霍去病远征匈奴，率汉军战马十四万出塞。在此期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促进中原与西域的交往。汉武帝两次派李广利将军西征大宛，带回一批心心念念的汗血宝马。汉景帝以苑养马，牧马30万匹；汉武帝坐拥战马40万匹；北魏政权在河西地区养马200万匹；唐太宗麾下铁骑70万匹；唐玄宗在陇右一地就养马43万匹。汉唐盛世离不开万马奔腾的国威，马背上驮着万里河山、千秋伟业。

　　两宋先是与辽、金、西夏对峙，后是与蒙元铁骑对抗，宋朝骑兵不占优势，步卒更显劣势。燕云十六州的无力收回，不但使中原王朝缺少北方的战略屏障，也缺乏重要的战马补给基地。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面对金人铁骑，志在北伐、渴望收复中原的岳飞，用缴获来的15000匹战马，组建起宋军的骑兵部队，其中儿子岳云任统制的“背嵬军”拥有骑兵八千。公元1140年，岳家军与金兀术大战于郾城，岳云率背嵬军敢死队骑兵冲进敌阵，大破金兵精锐“拐子马”，随后，金兀术集结三万骑兵、十万步兵再攻颍昌，岳云率背嵬军八百骑兵再破金兀术的精骑，杀得“人为血人、马为血马”。人因马壮胆，马以人生威，岳飞的“仰天长啸”“驾长车”，喊出了大宋王朝仅存的血性，如战马长嘶。

　　公元1096年，欧洲十字军开始了浩浩荡荡的东征。近两百年间，环地中海沿岸战马嘶鸣、惊尘蔽天，王国之间、宗教之间、教派之间冲突四起，领主与奴隶、骑士与乞丐、贵族与平民、兵卒与商人混战厮杀，征服与反抗、荣誉与屈辱、阴谋与仇恨、狂热与残暴、连同饥荒与瘟疫，如同烈焰般灼烧着这片土地。公元1291年5月，十字军在中东占领的最后一座主要城市阿卡，被崛起的埃及马穆鲁克奴隶军团攻占，十字军东征最终溃败。尽管“圣战”没有赢家，但这场持续近两百年的东征改写了欧洲和近东、中东的历史，欧亚版图在刀光剑影中被重塑。

　　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情节，是十字军东征与蒙古大军西征在时空上的交会。通过三次大规模西征，蒙古帝国将其统治力推向了欧亚大陆的广袤腹地。公元1219年，以蒙古商团被害为导火索，成吉思汗亲率二十万骑兵雷霆西征，历时两年，覆灭花剌子模帝国。“蒙古旋风”自此席卷欧亚。在此之后，公元1235年，在窝阔台汗主导下，由拔都等宗王率领的第二次西征更是所向披靡，其骑兵军团被当时许多人视为天下劲旅。意大利传教士柏朗·嘉宾在《蒙古行纪》中惊叹其战马数量之巨：“至于公马和母马，据我看来，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都不会拥有他们那样多的数量。”至第三次西征，蒙古势力深入西亚，建立了伊儿汗国。三次西征，蒙古铁骑以线画圈、化点为面，打通了欧亚大通道。

　　交战，是交流的残酷方式，也是文明碰撞与交融的一种特殊形态。东西方力量在欧亚大陆上的相向而行，让欧洲得以呼吸到来自东方的鲜活空气，见识到其文明的辉煌。威尼斯商人开始采用阿拉伯数字记账，意大利商船垄断了地中海地区的跨区域贸易，欧洲的王公贵族迷上了东方丝绸、瓷器和茶叶，中国的罗盘、火药改变了远方的航海与战争形态，雕版与炼铁炉技术西传的同时，阿拉伯的天文学、医学知识也东渐至中国……于是，这条曾被血雨腥风笼罩的欧亚大通道，在轰鸣的马蹄声平息之后，显露出它更为持久的本质：一条充满生机的商贸大道与文明之路。文明之花常开在马蹄踏出的坑旁。欧亚大陆，这片战马曾肆意驰骋的天地，最终成为一卷写满人类互动、抗争与融合的壮丽史诗。欧亚大陆上狂奔的马群，打通了尘封已久的大通道。世界被马蹄声惊醒。

　　勇敢是马的特性。马语词典里没有“害怕”二字。怯懦胆小、贪生怕死不是马的性格，一马当先、勇往直前是马的姿态。驯化的马恪守规则，训练的马意志如铁，不惧坎坷险阻，不怵征途万里，“道阻且长，行则将至”。马是真正的战士，蹚激流，涉雷区，枪林弹雨敢冲，刀山火海敢闯，不怕深渊万丈，敢攀高山千仞，奋蹄向前，永不言弃。万马奔腾，永远向前，棕红的、灰青的、白色的、黑色的，各色身影如闪电划过暗夜，冲向曙光，风塑成它完美的身躯，奔腾是永远的姿态，倒毙是奔腾的定格。

　　自由是马的天性。天马行空，自由自在。信马由缰游猎四方，逐水草而居；西天取经万里传道，单骑走天下。草原有多宽阔，马就能望多广；道路有多通达，马就能跑多远。马注定属于草原，属于广袤，属于天空。有马就有路，有路就有马。一把青草料，半凼清池水，是最大的索取。负千斤万钧，依然埋头前行；走千山万水，仍然脚踏实地。人可选马，马不择主，但马一旦认定人，可以追随终生。马的自由奔走，促进了人群的迁徙与流动。马背上的梦想和志向，都有驰骋的远方。有马就有路，有路“车同轨”，马的自由步履，竟暗合了人类对沟通与统一的深层向往。

　　忠诚是马的品性。人以马为友，马以人为亲，人与马，相伴相知，气息相通。纵使闯荡于战火硝烟的烈马，奋力负重如山的驽马，在信任的人面前，皆可温顺如伴侣。人爱其马，马更爱人，它不会言语，不会握手，它将对人类的爱意，对主人的报答，喜怒哀乐的表达，均倾注于奔跑、嘶鸣与牺牲之中。只要你温柔地抚摸马的毛发肌肤，深情注视马的大眼睛，再烈的马也会安静下来。人怜爱其马，马享受亲情，它用满脸的小辫儿与人耳鬓厮磨，清澈的眼神直抵人心，对视中有千言万语，无语里有柔肠百转。马不懒散、不懈怠、不躺平，所有的小憩只为出发，一切的悠闲只等奔腾的开始。直到终有一天，风吹散它粗糙而稀少的毛发，嶙峋的瘦骨撑不住西斜的落日，最后一滴苍老的泪，流出那干涸的眼窝，流过那松懈耷拉的眼皮，滴落在了驰骋一生的草地上。

　　楚汉之争，西楚霸王项羽骑“乌骓”南征北战，项羽在乌江别姬自刎，“乌骓”随主投江，不离不弃；三国时期，“赤兔”马跟随关羽征战沙场，关羽战死，“赤兔”也绝食而亡，随主人而去；“的卢”马是刘备的坐骑，在一次被追杀中连人带马落入檀溪，情急中的刘备哭喊：“的卢，的卢，今日危矣！可努力！”“的卢”顿发神威，绝地一跃三丈，带着刘备逃出绝境；曹操在一次战斗中遭遇伏击，他的爱马“绝影”身中数箭，忍痛狂奔，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力竭而亡，为主赢得生机；晚清爱国将领陈连升，率领五艘战船连续六次打退英军的袭击，与数倍于己的侵略者激战，因寡不敌众而战死。英军将他的坐骑“黄骝”掳至香港，没想到“黄骝”不吃草、不喝水，一有英军靠近就抬腿怒踢，最终面向大陆悲鸣绝食而死，贞烈如其主人。马之忠烈，往往与人同辉。

　　马忠诚于人，人亦敬马、颂马，将之注入文化与艺术的精髓。古之“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文武兼备，乃君子必修之功，其中“射”与“御”均与马有关。一部《诗经》，咏马之处数以百计。“四牡彭彭，八鸾锵锵”，踏石留印，銮铃叮咣，是威仪，是力量。“驷驖孔阜，六辔在手”，既威武雄壮，又掌握在手。一部《离骚》，马的神形俱佳、意象万千，从“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表达如马的坚毅，如马在力行。

　　唐诗宋词中，马的身影更是承载了无数情怀：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欢宴只为征战壮行；王昌龄“铁骢抛鞚去如飞”“城头铁鼓声犹震”，飞马迎敌去，壮士勇无畏；李白“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马意通人心，天高地阔马为伴；岑参“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家国情怀倚马传送；孟郊“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马上得功名，人生须尽欢；岳飞“好山好水看不足，马蹄催趁月明归”，收拾旧山河，壮怀激烈马做证；陆游“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铁马”非铁，是爱国意志如铁；辛弃疾“青衫匹马万人呼”“万里云霄送君去”，马上出征豪情万丈。人借马力，马显神威，古人把最好的诗文赋予马，古诗词经典也因此注满情感、显示血性、充满奔腾向上的力量。马背上诞生英雄，骏马是英雄的标配；马背上书写史诗，战马是史诗的主角，《格萨尔王》《江格尔》《玛纳斯》是英雄的史诗、战马的长歌。

　　诗中自有马精神，画里亦有马翩跹。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了西汉帛画《车马仪仗图》，画中车阵整齐，兵阵森严；甘肃武威出土了东汉青铜奔马，马首高昂，脚踏飞燕，造型简洁有力，动感超燃；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里车马仪仗既雍容又清秀，画卷上有撒欢的马儿、张望的马儿、悠闲的马儿，配以水神鸣鼓，女娲清歌，衬以“揽騑辔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一文一画，把一个人神之间的美好邂逅，留存千年。从唐代阎立本的《六骏图》、曹霸的《牧马图》、韩干的《牧马图》，到北宋李公麟的《五马图》、南宋陈居中的《文姬归汉图》，再到元代赵孟頫的《浴马图》，清代宫廷画家、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百骏图》，徐悲鸿《群马图》，名家笔下的马或圆润饱满，或强劲彪悍，或清秀率真，着色辨精神，走马看传神，举动看体势，各有情态，形神兼备，都是尊贵、强健、自由、奔放的象征。诗情画意中的骏马，寄寓了人类的美好情愫。

　　宋代的成都是个人口稠密、商业发达的城市。据赵抃《成都古今记》记载，成都每个月都有集市，如“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1]。这些集市不仅汇聚了四方商人前来交易，也是艺人们争奇斗艳的名利场。因为蜀地的养蚕、丝绸产业非常发达，三月蚕市期间尤其热闹，娱乐演出繁多，南宋士人范成大的《离堆行》形容为“成都火米不论钱，丝管相随看蚕市”。

　　苏轼的故乡眉山距成都一百五六十里，水路、陆路皆可通，赶路的话一天可至，慢一点的话两天也能到达。苏轼少时，有明确记录的成都之行就有数次，没有记载者或许更多。他的诗歌中对此也有反映，比如他的弟弟苏辙写过有关蚕市的诗，他也写了一首《和子由蚕市》，中有“市人争夸斗巧智，野人喑哑遭欺谩”[2]，一般可理解为对比商人和农民，但这一句也可能与当时蚕市的演出有关。宋代流行一种滑稽表演，由艺人扮演乡下人进城的可笑姿态，或许蚕市上也有这类表演，引起了苏轼的关注。后来，他在《次韵周开祖长官见寄》中说“俯仰东西阅数州，老于歧路岂伶优”[3]，其中的“歧路”一语双关，既可指歧途，也可指在各州县、乡镇活动的流浪艺人“路岐人”[4]，这些无名艺人常在街边村头的空地演出。

　　元祐元年（1086），苏轼在汴京为官时，在同僚中也以喜欢开玩笑著称，还因此得罪过人。当时他与程颐同朝为官，程颐个性端庄持重，言行每以“古礼”交结同僚，显得颇为古板，与苏轼的脾气秉性、行事风格都不相投。苏轼认为他是不近人情的老古板，偶尔会出言调侃。时任御史的朱光庭是程颐的弟子。一日，苏轼见他肃立于朝堂之上，一脸严肃地监督朝臣遵行各种礼仪细节，觉得他一本正经的样子有点好笑，私下与其他官员耳语道：“什么时候能打破这个‘敬’字啊。”程颐的学说主张“诚”“敬”，事事要符合礼仪，而苏轼举止率意，不喜欢板着面孔，可他这样轻易开口评论别的官员，流言蜚语渐渐多了起来。九月六日，两省大臣随皇帝参加完明堂典礼后，相约一起去吊祭已故宰相司马光。自认为熟悉丧礼的程颐引用《论语》中“子于是日哭，则不歌”的说法，认为庆典、吊唁不能在同日进行，劝阻各位同僚不要去司马光家吊祭。有人反驳说，明堂庆典是吉礼，并非娱乐表演，二者性质不同，孔子说哭则不歌，但是并没有说歌则不哭。于是众人仍去吊祭。程颐又跑去告诫司马光的家人不能开门接受吊祭。苏轼觉得程氏泥古不化，随口开玩笑道：“程颐可谓是鏖糟陂里叔孙通！”[6]

　　这句玩笑话不仅得罪了程颐，也引来程颐亲友、弟子的不满。在相国寺上香祭祀后，众官员回到衙门一同用饭，程颐让主管餐食的官吏上素馔，苏轼诘问他：“正叔你不信佛，为什么食素？”程颐回答说：“按照礼节，居丧期间不能饮酒食肉，现在还是国丧后，所以如此。”但苏轼觉得没有必要如此，笑着说：“为刘氏者左袒。”表明自己不会和程颐一样的立场，便和黄庭坚等亲近的官员吃起肉来。从此程颐和弟子朱光庭等人更加敌视苏轼。此后数年，苏轼经常受到朱光庭等言官的抨击，令他不堪其扰，只得自请到地方为官。

　　给事中顾临因身形肥胖，素有“顾屠”（顾屠夫）的外号。某个夏日天气太热，顾临趴在书案上小睡，苏轼看到后就写了“顾屠肉案”几个字放在他身边。过了一会儿，顾临醒来，几个同僚都看着他大笑，苏轼还掏出三十文钱叫嚷着要买肉。此类玩笑之事虽小，但受到嘲讽的人内心可能别有体会，一些人对苏轼这样的做法恐怕也有微词。不久，顾临被外派为河北都转运使，苏轼和几名同僚都认为他适合在朝中为官，上书建议朝廷改派他人，但并未获得允准。顾临离京前，同僚都写了赠别诗，苏轼的《送顾子敦奉使河朔》却通篇都在强调顾临体胖，以“磨刀向猪羊”突出其屠夫气概，难免引起对方的恼怒。苏轼大概从其他朋友那里听说了顾临的抱怨，又写了一首诗解释说“前言戏之耳”。这些有失分寸的玩笑话的确容易招来非议，给自己制造麻烦。

　　此时苏轼鬓角的头发都掉光了，精力不济，说一会儿话便眼皮打架，而刘安世却身体强健、精神矍铄，苏轼称赞他是“铁石人”。刘安世则说苏轼已经没有往日的“浮华豪习”[7]，不再是昔日的苏子瞻了。同路而行，两人常常闲谈，排解旅途的寂寞。刘安世受到僧人影响，喜欢谈禅，和苏轼谈得十分投机，可他不喜欢登山游览，这一点却让苏轼感到乏味。一日，苏轼说前面一座山上有个玉版和尚善于说法，约刘安世一起去拜访，刘安世这才打起精神。等走到廉泉寺，两人腹中饥饿，便一起挖新笋烧着吃。刘安世觉得这里的竹笋味道上佳，便问苏轼这是什么笋。苏轼说：“这就是玉版啊，此老师善说法，能令人得到禅悦之味。” 刘安世这才明白苏轼捉弄自己的把戏，哈哈大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