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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年后登上银幕的电影版《寻秦记》，甫一出现，便成为香港电影史上首日上映场次最多的作品，当日票房逾1100万港币，为香港影史开画票房之最。在内地，该片的票房成绩也相当亮眼，猫眼专业版数据统计，《寻秦记》在2026年的电影票房总榜上排行第4，《疯狂动物城2》《阿凡达3》和《匿杀》，这之中，仅广东一省即贡献了近三成票房，其“情怀消费”的驱动力可见一斑。《寻秦记》并非一部可以剥离过往剧集单独存在的作品，而是一场以电影为名的集体怀旧。香港都会大学文化研究助理教授陈智廷表示：“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情怀、IP和CP（古天乐及宣萱）。”

　　但怀旧并非仅属于香港一地，而是后疫情时代全球性的集体情绪。《繁花》《梅艳芳》《九龙城寨之围城》《芭比》《苦尽柑来遇见你》《夜王》等影视剧，无不是有着厚重地域性的怀旧之作。透过发现过去，人们回溯性地构建当下的秩序，重新寻找那身在世界之中的时间感。怀旧是一件便利的工具，每逢下沉年代便要出现，为我们拧紧发条，支持我们踉跄着向前行进。早在古希腊神话中，便有人类从黄金时代，途径白银时代，终至堕落进黑铁时代的怀旧叙事。正是过去的确定性与叙述过去的不确定性，搭建出了此类叙事的基本逻辑链条。每个人都透过私人记忆、家族记忆或集体记忆拥有那确定的过去，而当这些零碎的记忆拼图，拼合成历史的图像时，一切都变得含混起来。

　　于是乎，香港电影很大程度上将迎来分流。聚焦本土、凝视香港市民寻常生活的小成本艺术电影，如《年少日记》《流水落花》等，以展现出不同于过往香港商业类型电影的问题意识。大制作商业电影，则是合拍片的领域。当下，此类合拍片以香港电影人最熟悉的类型，即片与犯罪片为主。但当那些内地观众早已审美疲劳的叙述范式：兄弟义气、江湖任侠、冲突、无间道等，被一遍又一遍地复制，而尺度上的放宽与突破，也只能塑造虚弱的视觉奇观时，香港商业类型片便需要在一个愈发挑剔的市场中求变。

　　故而，1920年之间的早期香港电影，大都为戏曲电影。彼时，戏曲仍是香港街头巷尾间口耳相传的大众艺术。而香港混杂的语言背景，使得香港电影分化为两条平行轨道，一为国语片，二为粤语片。至1960年代末，受电视媒体的刺激，动作电影的风头开始盖过戏曲电影，程式化的唱念做打，被更真实的动作镜头、更凌厉的蒙太奇取代。从此，商业类型片成为香港电影的主力。无厘头喜剧、武侠电影、片、功夫片乃至赌片、风月片、僵尸片，活跃于196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的香港影坛。

　　台湾电影的起步，相对较晚。1949年后制作的绝大多数台湾电影，大都是由迁台的中华民国政府主导的宣传片，如农业教育电影公司的《美丽宝岛》、台湾省烟酒公卖局的《良心与罪恶》。这一时期，台湾电影在政治的鼓噪声中徘徊，直到1960年代末期，李翰祥等香港电影人来台发展，带来香港相对成熟的类型电影制作技术，台湾电影才开始缓步转型。1982年，中央电影公司拍摄了《光阴的故事》，被广泛视为台湾新浪潮电影的首部作品。杨德昌、侯孝贤等名导正是在此一时期崭露头角。至1989年，侯孝贤以《悲情城市》一片，斩获威尼斯影展最佳电影金狮奖殊荣，成为首部获得世界级三大影展奖项的台湾电影。

　　另一部登陆大陆银幕的台湾电影《96分钟：列车爆炸案》则跳出言情范畴，落入另一重俗套。作为2025年台湾地区本土电影票房冠军，《96分钟：列车爆炸案》只呈现出电视电影的质感。题材和戏剧空间的限制，让电影即使有动作戏份，仅局限于高铁的狭窄空间内。对列车困境的讨论浅尝辄止，最终归于男主角宋康任自我牺牲的救赎。该片折射出的社会心态，是其最值得玩味的地方，片中，民众对公权力极度的不信任已近乎“塔西佗陷阱”，此种不安终至蜕变为炸弹客的暴力行径。

　　《96分钟：列车爆炸案》是一次不那么成功的求变尝试，虽在台湾本地切中了某种社会情绪，却没有更深层的思辨，更精心设计的动作场景来配合叙事的进展。但此前，港台两地影视资源的密切配合，却足以制作出《周处除三害》之类叫好又叫座的现象级作品。这证明，流水线制造的娱乐产品，已然不再能够像过去一样，凭借一两个高概念、一两位流量明星来大肆吸金。真正愿意雕修细节，认真对待每一帧胶卷，讲好一个合格的故事的电影，则总能找到对应的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