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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方，现代的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理论源自工业社会特定历史阶段的要求；而在中国，城市规划因为其中文翻译带了“规”字，是计划经济体系掩蔽性及继续起作用最强的一部分。城市规划（Urban Planning），无论是在西方早期、还是在中国，都具备相同的特点，即让少数人为多数人做决定，却忽略了其背后的权力特征和潜在风险。实际上，庞大的计划系统、局限的精英视角都被历史证明无法解决经济与城市发展的总体战略与方向问题。城市规划在战术和技术层面也不应是少数人的游戏，而应当有所开放，让生活在城市里的每个人都能为自己的家园做出一定的选择。

　　假如要制造一个杯子，我们需要规定它的形状和材料，形成对它的构想，画出设计图，再让工人把它做出来。城市有没有这样的设计过程？在你的老家河南，包括在陕西，有很多古代遗址，它们当初也有选址、布局的过程，这其实就是一种设计。在“城市设计”这个词出现之前，古人称其为“匠人营国”，“营国”就是营垒有围墙的城。到了宋朝，李诫将中国古代建筑的设计建造方法汇总为《营造法式》。“营造”一词，即对物质空间的构想和实施，也就是设计和建造。

　　计划经济最大的批判者是维也纳经济学派，他们的重要论点之一是：人类知识是分散的，不能由少数人为所有人做决定。社会由不同的人、不同的机构组成，如果由一个强大的部门为所有人做计划，它一旦犯错，后果非常可怕。而如果每个人或机构都依靠自己的信息与知识去做判断，就会形成优胜劣汰的竞争，犯错的人可以反思和调整，也许下次就做对了。现在，我们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而城市规划在这种结合中有了更多实践和壮大的机会。因此，我们对城市发展的“计划”是缺少反思和批判的。

　　城市规划对城市的发展方向及规模做出预测，在地图上切分地块并填写每块土地的功能和开发强度，表达为指标表和平面图，但没法呈现规划的空间效果。规划、建筑、景观等专业似乎都不能单独设计好城市空间，因此“城市设计”在1956年哈佛大学的一次学术会议中被提出。究其根本，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都是建造城市的方法，都是对城市未来发展的意图和构想，而城市设计这个专业名词的内涵和外延可以放得更大，来代替城市规划。这就是我看待城市的专业立足点。

　　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纽约，城市里的很多地方已经非常破旧，住宅需求又很高涨，官方规划主持者罗伯特·摩西推行城市更新、高速公路及公园建设，把老城区成片拆除，推倒老旧的建筑，再布设高速公路、新建高楼和开阔绿地，等等。当时，同城的媒体人简·雅各布斯认为这种的方式破坏了城市原有的生活。她发现，曼哈顿的老社区拥有良好的社区精神和生活氛围，人们形成了熟人社会的交往模式，老城区被拆除之后，他们原本的生活被摧毁了。简·雅各布斯和居民一起抗议、反对拆迁，同时她不断思考，最后写出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彻底颠覆了城市规划的精英视角。

　　城市空间形态属于人的视觉感知范畴，但空间设计如果仅仅被看作一种视觉景观，就是一个“陷阱”，会吸纳参与者的注意力，让人们忽略建筑形体和空间表象之内的东西。城市物理空间实际是社会机制及观念的物化，城市除空间维度外，还有社会、历史、环境、经济、治理等众多维度，只有理解了它们的相互关系，才能真正理解一座城市。如何让决策者意识到城市的多元维度，而不只是标志性、空间（权力）美学乃至网红话题，这是城市设计这一学科要面对的新课题。

　　黄： 现代主义之前的法国人把建筑学划入艺术教育体系，因此，建筑师天然有强调自我、控制建筑设计中的一切、不允许其他人染指、定义美的权力。现代建筑行业发生了一场革命，设计一座建筑和设计一个杯子其实并没有本质差别，都是为他人设计产品而已。建筑师需要从艺术家思维转向用户思维，建筑及城市设计需要从一门艺术转变为一门技术。现在的各种城市设计方案特别是竞赛评图和定标决策，本质上是对比不同效果图，由少数人决定哪一张“更好看”。如果说我们对城市的观念有什么变化和成长，那就是要开始意识到还有些除效果图之外的东西。

　　城市发展有众多维度，首要体现是物理空间的扩张，但远不止于此。我们建造城市的观念和方法也在不断发展，经历着反思、批判和扩容的过程，这是思想维度。当然还有人的维度，就像简·雅各布斯所要求的，我们盖房子、修道路、建广场，所有这些工作的目的都是人。如果城市建设意味着消灭人们原有的生活场景，那么如何更多照顾到人的维度？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人不是静止地存在于城市之中，生活方式是经过长久的时间累积形成的，这是历史维度。和历史一同积累下来的是文化。我刚才讲到，50年代的纽约大拆大建时，人们没有考虑到人、历史和文化维度，如今中国正在重复这一过程。那些看上去“脏乱差”、实则可能凝聚着城市记忆的东西，最可能被轻易拆除。城市不只有建筑，还有山水、树木，以及整套生态环境，也就是环境维度。一切建设都需要投资，因此指向了经济维度。城市规划师不能只是闷头画图，他得知道“钱从哪来”，得明白自己的规划如果付诸实践需要多大花费、能获得多少效益，得比较不同方案的投入和产出，包括不同划地方案产生的土地与公共空间价值的差异，再选择最佳的方案。最后就是运营管理维度，建筑和设施建成之后，如果没有可持续的运维，那建筑、公共设施乃至城市的存在也是很成问题的。

　　黄： 这就是城市运管/治理维度的体现之一。我们的眼睛能看到建筑的形体，这远远不够。我们还要看到其涉及的人、过去的历史、承载的文化、所依托的自然环境、经济效益，以及谁在真正治理和使用它。只有把每一个维度都涵盖在内，才算看全了一座建筑，乃至理解一座城市。很多现代主义建筑师不明白这一点，只是片面追求建筑的新颖、好看。视觉是人主要的感官，我们通过视觉形成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也特别容易满足于此，却忽略了更多的维度。所以这些年，国内包括深圳建了很多形象独特的公共文化建筑，但里面缺内容，更缺可持续的专业治理。

　　黄： 这是人们真正体验过后的结果。作为专业人士，需要早在建设之初就超越空间的视觉表象，看到更多的东西。2015年经过大领导对“千城一面”的批评以及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城市设计突然在中国爆火，在此之前，中国的城市基本是运用城市规划的方法，进行快速而粗放的开发建造。这种方法部分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留，也发展得很完备。但是城市决策者们也渐渐开始不再满足于“千城一面”的高速建设，转而希望用城市设计的工具去美化城市，让城市呈现出更好的视觉景观。城市设计这门学科不能被这种美化需求带偏，更重要的是引导帮助决策者从多元化的角度思考问题。

　　在建设城市的过程中，重要的不仅是积累经验，还要进行反思和批判，如此才能实现设计的迭代。西方的城市建设横跨好几代人，新一代和老一代有不同意见，自然会提出否定观点。但是中国不一样，深圳总共才发展了45年，西方城市一两百年的发展历程全部压缩在其中，原本由几代人进行的批判和反思也都集中到一代人身上。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的认知就是用推土机推平一切，20世纪90年代开始意识到快速粗放的工业化带来的环境危害，新世纪的10年引入了可持续和自然生态的观念。后来，人文的、社会价值的理念陆续出现了，我们不断地吸收、总结、进步，甚至提出自己新的方法。

　　在实践中，还有另一种更放松的临时性状态。就像我们现在眼前的这片小公园场地，被图书馆、音乐厅、青少年宫和当代艺术中心4座文化建筑围成类似四合院的空间，当初的设计者是日本建筑大师黑川纪章，他想以“风火水土”为概念，在这4座建筑前分别留下一个小广场。当初参与的人认为主题不太合适，我就建议说，不如用我们常说的“诗书礼乐”来命名，“诗”对应当代艺术中心，“书”对应图书馆，“礼”对应青少年宫，“乐”对应音乐厅。这个主题被采纳了。后来，图书馆、音乐厅建成，我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景观设计方案，而土地也不能空着，干脆先临时铺上硬地和草、种点树，结果这种过渡性的状态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大家在这里随便走走、坐坐，还有很多弹唱的人，氛围很轻松，完全没有必要再进一步设计了。我把这总结成一种设计方法——在需求不明确、设计也没有完全成形的时候，先营造一个简单的空间供人使用，人们会自主开发空间的用途。

　　黄： 深圳是一个样板，但是一个仍在探索中的“活样板”。深圳的建设有很多教训，不能机械地模仿，要总结、改进之后才能带来进步。比如，很多城市学习过的深南大道，在20世纪80年代初建时，规划与决策者学习新加坡，参考的可能是新加坡的一条高速公路。那条路连接市区和机场，因为地处热带，新加坡又注重绿化，路两旁种了很多漂亮的热带树木。问题是，新加坡的那条路位于郊区，可深南大道在市中心，过多的绿化一方面浪费了宝贵的土地，另一方面也隔绝了道路和行人。在城市里，道路两边要做商业布局才有价值，可深南大道两侧没有给商业留下空间，在那里步行也特别受罪，没有遮荫或休息的地方，甚至连一瓶水都买不到。城市规划理论对道路进行分类，一种是出于交通目的，另一种是出于景观目的，也就是“交通干道”与“景观大道”，而生活型的街道概念基本上没有。深南大道其实是把郊区景观大道的绿化方式“搬”到了市中心。

　　福田中心区的规划模式对中国其他城市也有很大影响，它构造了一条中轴线——政府大楼在中间，两侧是音乐厅、图书馆、青少年宫等文化设施，现在很多城市的中心区都受福田中心区模式的影响。这是一个好的规划吗？我是亲身参与到福田中心区规划和建设过程之中的人，可以说出它的很多好处，但现在应该重新反思它的不足。城市规划的观念是不断变化的，比如如果我们能选择更偏向生态城市主义的做法，保留场地上原有的河流、绿地和农田，也许这里会变得更好。